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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2023，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勇向前******

　　【思想茶座】

　　编者按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近日，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2022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定向领航。

　　新的一年，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形势？怎样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光明智库特邀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交流。

　　本期嘉宾：

　　曹立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黄卫挺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董志勇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

　　董煜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胜 王斯敏

2022年12月30日，在连云港港码头，大批国产轿车等待装船出口海外。新华社发

　　1.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光明智库：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底气是什么？如何看待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我国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的战略判断？

　　董志勇：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这是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和优势。当前，在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有望回稳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也面对着更高要求。从需求侧来看，要求稳步恢复并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重点推进共同富裕，牢牢把握住经济基本面的内需基本盘。从供给侧来看，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新旧动能转化提升供给能力，牢牢把握住经济基本面的增长新引擎。

　　权衡：回顾新时代十年，面对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为做好今年乃至今后几年的经济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信心和底气：一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超大规模的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日益显现；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要素新动能不断聚集，为经济持续向好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活力；三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发展理念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四是始终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内外部条件，制度优越性和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显现。

　　黄卫挺：从经济运行的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体制优势来看，首先，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超预期因素，并非结构性因素，这是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起点。这些超预期因素仅是短期扰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其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处于中高水平，超预期因素消退之后有望回归趋势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除要素供给增长之外，我国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来源是制度性变革和技术性变革。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并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将给我国潜在增长率提供更强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优势正在引导形成经济增长的一致预期，将有力推动中央部门、各级政府形成工作合力，引领各方面力量同向而行、共同发力。

　　董煜：开局之年，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更高要求。一是把握发展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局势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二是把握工作方法的变化，更加强调系统观念，更加强调政策的协调配合。三是把握重点任务的要求，如要找到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等。

　　对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的战略判断，我们一方面要充满信心和底气，另一方面需准备好付出艰苦努力，凝心聚力促发展，把中国经济的潜力和优势发挥出来。

　　2.越是形势复杂越要坚持稳字当头

　　光明智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何如此强调“稳”字？

　　黄卫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越是在形势复杂之时、关键节点之处，越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落到具体工作中，要特别突出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其中，稳增长就是稳大局，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稳增长刻不容缓。受经济下行影响，一些金融风险凸显，不仅需要针对特定风险采取防范化解措施，也需要通过稳增长做大经济分母，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稳就业要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稳物价方面，要加强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董志勇：一方面，“稳字当头”有助于协调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对于夯实经济恢复基础、应对外部环境动荡至关重要，有利于保持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另一方面，“稳中求进”有助于平衡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是稳住经济的关键，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对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十分关键。

　　董煜：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是在今年经济工作中瞄准了宏观调控最主要的着力点。从稳增长看，最近中央反复强调“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就是不能让增速滑出合理区间。从稳就业看，2023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会成为宏观调控的一大难点。从稳物价看，尽管2022年物价总体保持平稳，但新的一年可能还会面临各种复杂情况，绝不能掉以轻心。“三稳”之间密切联动、互相影响，必须统筹推进。

　　曹立：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尤为重要。一方面，当前市场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稳增长紧迫性明显提升。将“稳增长”摆在首位，也可通过稳增长实现稳就业。另一方面，随着防疫政策持续优化，经济整体回升，消费需求有望快速释放，但可能会推升国内通胀压力。因此，要做好稳就业保民生，稳定物价水平，加强重点商品保供稳价，确保基本生活需求，兜牢民生底线。

　　3.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光明智库：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对于会议提出的“六个统筹”，应如何看待？

　　董煜：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等政策上发力。其中，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格外重视与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部署相衔接。

　　做到“六个统筹”，关键是找到各项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破解制约工作的难点堵点卡点。比如，“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是一个重要机制，目前已有一定基础，还需进一步完善：宏观政策本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相互之间要加强一致性评估；非经济领域的一些政策，也需加强与经济政策的衔接协调，确保各方面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齐心协力抓发展。

　　权衡：以“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例，我们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这是因为经济运行总是在总量变化与结构调整中向前发展，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和条件，质的有效提升是量的合理增长的动力和目标。统筹好二者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曹立：以“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为例，今年经济工作要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一方面，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交通物流、居民出行逐步增加，将带动住宿、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恢复，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会使就业市场发生积极变化，催生一批新模式、新业态，创造新的岗位需求。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协同发力。更好统筹二者，着力点在于：加强自主可控，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等“卡脖子”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注重优质有效，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通过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

　　董志勇：近年来，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发凸显，将成为实现“六个统筹”的重要抓手。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可重点从科技创新端发力。政府可出台相应政策，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对高水平人才培育的支持力度，鼓励市场形成新的人才培育模式。

　　黄卫挺：以统筹当前和长远为例，应重点权衡好短期运行调控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稳增长政策力度，既要推动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也要避免引发经济过热；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做好稳增长与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之间的权衡，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发挥好房地产业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处理好短期应对之策和经济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切实将解决中长期问题、实现中长期目标分解到当前经济工作中，有计划分步骤加以推进。

　　4.提振社会各方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光明智库：会议强调，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对此，您如何看待？

　　权衡：近年来，由于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和冲击，市场主体预期减弱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引导合理预期、强化市场信心，特别是强化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对做好今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

　　针对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议论和观点，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予以澄清和引导，对于一些中长期战略部署，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细化说明和有效解释，更加明确、更加积极地引导各种经济主体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要坚持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持续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形成完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励各类市场主体按照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原则参与经济活动。

　　曹立：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当务之急，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要着力促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另一方面，要着力稳投资。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聚焦重点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提振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塑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黄卫挺：会议强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下一步，要加快形成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从制度和法律上真正落实“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活力。

　　董煜：信心来自预期，预期取决于环境。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如何做好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从监管层面来说，对于平台经济要加强和优化常态化监管，明确只要依法合规经营，就可以继续大力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平衡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行更加灵活的监管方式，鼓励企业在业态和模式方面不断创新。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从引领发展来说，平台企业不仅能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还可引领与它相连接的传统中小微企业创新升级；从创造就业来说，如何通过发挥平台企业的作用，更好地吸纳就业，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国际竞争来说，要利用好我国在数字经济创新上积累的优势，以平台企业为载体，在一些前沿领域进一步构筑新的发展优势。

　　5.科学预判形势，共迎光明前景

　　光明智库：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还应注意哪些问题？

　　曹立：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关键是提振企业和企业家信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重要的是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重视防风险，建立鼓励资本长期深耕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防止“脱实向虚”。

　　董煜：在落实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部署过程中，如果推进工作只从本领域出发、单兵突进，不顾对其他领域可能带来的影响，就会破坏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除了强调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外，必须把实践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同时，要把政策宣传解读放在重要位置上，第一时间向社会传递重点领域和热点政策的准确信息。

　　权衡：要特别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密切跟踪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大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紧张、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等重大因素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波及和影响，防止外部环境和变量对国内经济稳增长带来冲击。另一方面，也要格外关注和有效防范各类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确保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做好形势预判和有效应对。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07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