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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开启面向全球招揽人才模式******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多项全新和优化人才入境措施，面向全球“抢人才”，获得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内地对接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特区政府必须更加积极进取“抢人才”，强化发展动能，保持发展活力。

　　推出多项招揽人才政策

　　吸引人才是香港特区政府2022年度施政报告的重点之一。李家超在这份其任内的首个施政报告中提出多项“抢人才”措施，包括成立“人才服务窗口”，由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专责制订并统筹招揽内地和海外人才的策略和工作，向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持，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优化现有多项输入人才计划、加强吸引力等。

　　其中，“人才服务窗口”在线平台于去年底投入运作。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现在正是香港主动出击、竞逐人才的黄金时机。特区政府定当全力以赴，全面推进“人才服务窗口”等一系列新措施，以补充和丰富香港人才库，配合香港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为期两年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也已于2022年底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人才包括过去一年年薪达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在过去5年内累积3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等。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日前介绍，“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推出约两周后已接获逾5300份申请，平均每日有350份至400份，当中约六成已获批，各界反响热烈。

　　此外，特区政府还对“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等多项现有人才计划进行不同程度优化，增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比如自今年1月1日起取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年度配额，为期两年，并简化审批程序等。在创科领域，特区政府也优化了“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撤销科技公司在计划下输入外来人才时必须增聘本地雇员的规定，并将新兴科技行业扩展至14个，以加快输入人才的步伐。

　　释放求贤若渴强烈信号

　　香港舆论认为，一个“抢”字，展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之变，从“积极不干预”变为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过去我们被动等人才上门，现在必须要主动去找人才。”李家超说，过去两年受各种因素影响，香港本地劳动人口流失约14万人，多个行业正面临人力短缺问题，必须要更加积极主动“抢人才”。“现在我们是积极主动去‘敲门’，并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新政策。”

　　按照特区政府制定的目标，预计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通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每年吸引至少3.5万名人才，即3年吸引至少10.5万名人才。上述吸引人才目标较去年和前年的年均人数增加40%。“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并有十足信心让KPI达标。”陈国基说。

　　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创科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科技人才短缺却成为香港创科企业发展的一大掣肘。对此，香港特区政府不久前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充实创科人才资源，计划至2032年将创科产业从业人员从目前的约4.5万人增加到不少于10万人。“蓝图提出的加大力度吸引高精尖人才、强化对大学基础科研的支持等措施都极具诚意。相信这些措施落实之后，我们会迎来并留住一批又一批优质创科人才。”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王钻开如是说。

　　鼓励人才在港落地生根

　　“抢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工作签证、科研支持、成果转化、人才住房、子女入学、社会保障、落户政策等多个环节，需要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对此，香港特区政府做了一系列相应规划。比如，为积极吸引海内外创科人才来港，特区政府计划将加大力度招募海内外年轻科研人才并吸引香港海外留学生回港发展，加强资助年轻科研学者，增加人才住宿配套，增强人才的归属感，鼓励人才在香港落地生根。

　　“针对重点行业，我们的人才政策有一系列‘量身订做计划’，包括税务优惠、员工补贴、生活补贴等。比如企业需要土地、扣减税务，甚至员工要读书、找地方住，这些我们都有相应安排。”李家超介绍，特区政府出台这些配套措施，目的是希望优秀人才来到香港后，感受到香港广揽英才的诚意，并扎根成为香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香港本身是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我们的DNA。”李家超认为，香港除了固有的低税率、简单税制、自由开放、中西文化融和等优势外，还具备“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国家“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和政策措施，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也大大增强了香港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孙玉菡同样认为，香港在招揽人才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人才最看重的是机遇和舞台，而随着香港和内地开始分阶段有序恢复人员正常往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将更加彰显，内地的经济增长趋势将成为巨大驱动力，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来港发展。

　　汪灵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⑫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以可持续理念建设农业强国******

　　作者：牛坤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这一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相呼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它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的内涵和具体路径，就是要汲取农耕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从密集型和集约型向生态化和低碳化转变。

　　中国农耕文明延续千年，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一百多年前，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H·金创作了著名的《四千年农夫》，阐释了东方农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数千年来，中国的农业在支撑高密度人口的同时，维持了高度的可持续性，地力没有受到破坏，源于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对于农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把握和传承。

　　在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民不断调整农作物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水土资源来维持高强度的种植制度。探索了多种维持地力永续的方式，如自古以来就施行的豆科作物与其他作物轮作，将运河污泥、燃料灰烬、人畜粪便最大限度还田的养分循环利用模式，利用梯田作业防治水土流失，三塘串联的模式保存降雨和土壤肥力等。这些农业生产模式在维持农地最大产出的同时，将对农耕资源的保护发挥到了极致。

　　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遭受挑战。受到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掀起的农业绿色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了化学农业的进程。从1988年到1998年，中国化肥施用量在十年内连续上升了两个千万吨台阶，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开启了农业种养分离的过程。化肥、农药替代了人畜粪便，机械替代了役畜，农业养分循环的闭环被打破，传承几千年的可持续农业体系在短短三十年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西方发展低强度的农业系统不同，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注定了中国农业需要通过高强度的作业方式，来支撑高密度的人口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实践告诉我们，一味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强调要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实则是对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一次反思和重构，为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从以往的发展“绿色农业”到今年提出的“生态低碳农业”，意味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的进一步丰富。“绿色农业”的着力点在减污，而“生态农业”则意味着既要减少污染排放，还要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低碳则表示要减少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农业的气候韧性。可见“生态低碳农业”的提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升级，也将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现代技术与传统农耕文明结合，重构可持续生态农业。中国农耕文明体系是在长期的人口资源压力下，经过长达4000多年的演化逐渐成熟起来的。传承农耕文明是摆脱对化学农药的路径依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时至今日，中国农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非农化、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很难再回到那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态农业模式。

　　现代的工程技术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是农耕文明延续和传承的必然举措。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和改进适应各地水土资源条件的间作轮作、生态复合种养以及种养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借助数字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大力开发有机肥制备、土壤改良、废弃物处理和利用、生物农药制造等新工艺，促进智能化控制系统与工程化设备的研发推广，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种养循环模式。

　　增强政策间的协同性，促进农业发展的生态化和低碳化。减污、降碳、生态、保供协同推进，是未来农业政策体系面临的新挑战。应继续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减施等绿色低碳相协同的政策和技术的推广，加大对生态低碳的生产模式以及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促进植树造林、牧场管理和湿地恢复等基于自然的解决路径的实施。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保护，促进增产扩面工程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协同，发展适度规模农业，在修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对水系、湿地等生态廊道的保护。制定以生物多样性指标为补偿标准的生态补偿计划。在消费端，通过减少损耗和浪费、促进食品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动农业系统的减排固碳。加大对气候适应型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模式以及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